落难太平庄

一
文化大革命后期，学校的老师陆续开始从事教学、科研和生产工作。但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一刻也没有放松。学校所有干部、教师，须分期分批下放农村劳动锻炼。我因仪表厂生产任务繁忙，工作离不开，下放劳动的时间，一推再推，安排在所有干部和教师之后。
在上海调研期间，我动了工作调动之心，急不可耐，不等回到学校，就给领导去信提出工作调动申请。我对仪表厂尚有留恋之情，特向领导说明，再干1年，方离开学校。
当我回到学校，正准备开展工作时，总厂领导突然宣布，派我去北京郊区谷县劳动。我有些愕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学校接到我的调动申请，立刻变了卦：将我提前下放劳动。等我回到学校，下放人员学习班已经结束，分组已定，我的下放手续校办厂也已帮我办完，下放人员正准备出发。我申辩无效，明知有人背后捣鬼，却找不到发泄的对象。我一怒之下，不交待工作，不交出调研资料，就匆匆离开仪表厂，去京郊谷县劳动。

二
1975年5月，我们一共15人，下放到京郊谷县英坊公社劳动。白天，我们同社员一块下地干活，晚上做知识青年的工作。
每天早晨，屋里还黑糊糊的，我们就得随社员下地劳动。我虽然来自农村，由于从小上学，很少参加劳动。像这样和社员肩并肩地干活，还是头一次。我虽身体瘦弱，但正值壮年，所以干起活来，毫不示弱。有些农活，从前干的不多，但我懂。俗话说：“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给玉米间苗，我学着老农的架式，叉开腿，弓着腰，苗留三寸远，铲去多余苗，干得又快又好；平整土地，我能推着装满泥土的独轮车，在高低不平的地里奔走。我会锄草、会割麦，还会帮助社员打场。给玉米追肥，活简单，可是又苦又累又脏。雨过天晴，烈日当空照，前边有人刨坑，后边跟着往坑里撒化肥，再埋上土，用脚踩实。钻进一人多深的玉米地，又闷又热，不一会，汗流浃背，裤头背心全湿透。出了玉米地，凉风一吹，背心很快捂干。一晌午下来，干了湿，湿了干好几回。要想知道农民干活的辛苦，最好到这儿干几天，才能真正体会到“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的含义。
晚上，社员们休息了，我们还得串村到户做知青的工作。我和王凤英负责铁家庄、英坊两村30多名知青的工作。他们全部来自北京，15、6岁，初中刚毕业。这些人，从小娇生惯养，个个是父母的宝贝。他们到农村插队，怕苦怕累，自由散漫。有的不出工，有的不服从领导，有的还打架斗殴。有些村干部，对知青不管不问，放任自流；有的把知青当劳动力使，只管干活，不问学习；极个别干部，打骂知青，甚至殴打致死。我们到达后，组织知青学习，加强纪律教育，落实知青各项政策，使知青感到，我们是他们的贴心人。他们逐渐懂得“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参加劳动生产，对自己的成长也有好处。通过1个多月的工作，大多数知青安心农村劳动，打架、闹事的现象减少了。

三
有一天晚上，我吃过饭，洗完脚，劳累一天，躺在床上睡觉。不知不觉，我迷迷糊糊走出院子，来到玉米地。玉米绿油油、半人多高，长得特别喜人。只见不远处有2名知青手持铁锹，开渠放水浇地，水哗哗向地里流淌。忽听远处有人高喊：“好小子，这么卖力干活，不怕热死!”浇水知青听了大怒，回骂道：“孙子，你找死呀!”先是对骂，后来动起手脚。只见一人用锨把猛击另一知青头部，血流满面。我挺身而起，大叫一声：“不好!”房中战友惊醒，原来是梦。这些天，又不断出现知青打架斗殴现象，村与村知青打群架的事也时有发生。我时时担心，怕知青出事，不觉场景出现梦中。我刚迷迷糊糊入睡，只听有轻轻的敲门声。我忙问：“谁？”“是我，玉如。”她是铁家庄村里的知青负责人，半夜叫我，不知何事。我问：“什么事？”她低声说：“知青出事了，有几个知青在赵庄被扣，公社来电话叫我们去领人。”我赶紧起来，与老李，玉如一道，乘拖拉机，连夜赶往赵庄。到那里一看，7、8个知青被关在派出所一间土屋里，个个垂头丧气，十分可怜。事情是这样的。星期天知青回家休息，张明等3人骑自行车返村。行至中途，路遇拖拉机在马路上行驶。3人图轻便，用手扒住拖拉机车帮，随拖拉机前行，司机见车后有人，不敢快开。后面张明高叫：“师傅，开快点，我们有急事!”司机不听，仍慢慢行驶。小豹子急了，大骂司机：“孙子，给脸不要脸，你活腻烦了!”随后从自行车上跳下，从路边捡起一块砖头，向司机砸去。司机也火了，停下车，与3名知青争吵起来。恰在此时，去太平庄的长途汽车经过，车上知青见有人与张明等人吵架，怕知青吃亏，忽啦啦从车上跳下4、5个知青，围着司机推推搡搡。这时村里出来一群社员，他们怕出事，就将知青扣留起来，然后送交公社派出所。我们到达后，向领导赔礼，说回去后好好教育他们。我们将知青领回来之后，把他们安顿好，我的一颗紧绷的心才开始松弛下来。

四
我们在铁家庄和英坊干了半年，知青工作逐步走向正轨。第二年开春，我们改为普及“大寨县”工作队，长住太平庄。直到10月底，打倒四人帮之后，才撤回学校。
我离开仪表厂之后，因厂里无专业老师，加之沈方等人早就对仪表厂不感兴趣，不久，靶式流量计停产，仪表厂不再生产仪表。不出一年，仪表厂与校办机械厂合并，实际上仪表厂已不复存在了。
在京郊谷县劳动期间，我苦思冥想，在仪表厂我干得那么好，工作、生产一刻也离不开我，为什么我一提工作调动，就下放劳动？我百思不得其解。校办总厂副厂长高士鸣的一席话，揭开了谜底。
有一次我从谷县回学校休息，到总厂办事，见到总厂副厂长高士鸣。平时我俩关系密切，无话不谈。说起工作调动之事时，他说：“你真傻，工作调动是件大事，为什么不能回校后再说，何必急着告诉校领导？让别有用心之人钻了空子。”我说：“这也是为仪表厂着想，我想让领导有个思想准备。”高士鸣说：“你吃亏就吃在说话太直。厂长柳汉一听说你调动工作，心里确实着急。他怕你一走，仪表厂就玩不转了，不知如何是好。他马上找来仪表厂的领导，征求他们的意见。沈方说：‘我同意放他走。不过今年厂长李志永去农村劳动，李志永一走厂里没人抓生产，不如让老孙先去谷县劳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