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过很长一段时光，为自己是一个自由撰稿人而感到非常的骄傲，在名片上和文章的最后都注明自己是自由撰稿人。
自由撰稿人是最近十年产生的另类文人，这种人号称卖文为生，他们批量生产文章，文章可以订做，可以预约，可以复制，也可以拼贴。文章不再是“千古事”，不过是给明星们代写自传的东西，是广告文学，也是休闲文学。自由撰稿人为报纸写，为书商写，为电视制片人写，为明星和企业家写，其目的就是为了赚取更多的金钱。
其实在商业化的时代，有需求就有供应。充斥在街头的各种报纸，扩版的风潮并没有停止，因而文章自然就成了填充物了，明显具有泡沫的性质。为明星捉刀写自传，明星自传一卖就是一百万册，稿费收入上百万，捉刀者可以拿十分之一，也有十万块，何乐而不为呢！
在经济化的时代，自由撰稿人的出现是必然的，不过，自由撰稿人的队伍也非常的庞杂。他们中既有纯粹为了金钱而写作的人，也有暂时落草的严肃作家，一旦赚取了一些金钱，他们仍会专注于他们感兴趣的内容。
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和上海，这类自由撰稿人就非常之多，只是当时这类人以大学教师为主力，由于功底深厚，所写的文章虽然应一时之景，却也能流传下来。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在报纸副刊上连载的，后来居然成了传世之作。而今天的自由撰稿人良莠不齐，大多不为发出一种声音，而纯粹为了谋那几个纸币，所以后辈有多少人能看他们的作品，显然是个未知数，加之自由撰稿人大多写些社会纪实、明星轶闻、影视剧本和名人自传，因而流传下来的可能性就更小了。但自由撰稿人从不要求流传，他只为今天活着，只为能收到下一张汇款单而活着，因而，传统的“以文载道”功能在他们身上一点作用也没有。
然而自由撰稿人毕竟是我们这个经济时代的产物，他们是一种自由文化人，不听命于政治，却听命于经济规则。他们的作品是另外一种遵命文学，他们的出现，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我的朋友中有不少人是自由撰稿人，有的靠写影视剧本和为企业家立传，挣了一笔小钱，日子过得也蛮惬意的，也有不愿工作，闭门不出写小说的自由撰稿人，那为了挣点钱而写作的“遵命文学”的他们只是偶一为之，他们更希望写出好的作品。自由撰稿人有的还组成“工作室”，将个人写作变成集体作坊，并且将这个作坊进行了命名，以集体的名义拼命向全国各地投稿。当然，这种写作班子的稿件，编辑一般都不屑一顾。
我一方面认为自由撰稿人的存在是一种积极的现象，另一方面又为他们不停地生产文化垃圾感到不适。可难道在现代城市生活中，我们不是每天都在被信息垃圾所包围着吗？有什么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呢？在被垃圾包围的过程中，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沉默的，从而在貌似繁荣的景象中，我们的生活也渐渐垃圾化了。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自由撰稿人为这种现象助一臂之力，而我们却浑然不知。
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不完美的地方，在今天，信息化、电子化使我们耳听八方，眼观六路，但各种平面化的信息却并不一定使我们耳聪目明，我们很可能变成了自以为是的聋子，自大的盲人，对文化的吸收抱以鉴别与警觉，绝对是极其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