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的代价

中国是个制造毫言壮语的大国，“维权”一词的蹿红走俏即是一例。
这个词语似乎并非新造，《宪法》上也有类似表述，但过去却很少有人提及它。现在一旦出自某个权势人物之口便成了金口玉言，身价百倍，谁都想沾一下它的边。
然而，说说可以，真正实行就难之又难了，为此而付出的沉重代价你能承受得了吗？
这样的事例太多太多了。民工为了讨回自己的血汗钱而屡遭毒打，居民的房屋被强制拆迁，应有的赔偿不能兑现，等等，等等，就连揭发检举贪官污吏的不法行为，也会被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抓进监狱，判刑坐牢，甚至送了性命。
最近，发生在甘肃陇南市的“11·17”事件，更是一个因维权而付出沉重代价的事例。
事情原本并不复杂，事后媒体也作了报道。为了说明问题，这里再简单追述一下事情的经过。
甘肃陇南市地处山区，东距一公里外的东江镇，是该市区唯一一片土地平坦，水利资源丰富，人民赖以生存的风水宝地。2006年左右，在市政府发展经济大举“东扩”的号召下，东江镇大片耕地被征用，千户房子被拆迁。当时政府曾对市民承诺：等陇南市行政中心迁到东江后，当地居民可以开商店，做生意，以此来补偿他们失去土地的损失。按照双方协议，拆迁户在2007年1月前就可搬进新居，政府并给予回迁费、安置费等补偿。然而，直到2008年，被拆迁的居民仍然没有住进新房。这倒不说，更令他们慌恐的是，随后又传出了市行政中心迁往别处的说法。这样一来，新房没着落，“开商店，做生意”的远景承诺也成了泡影。东江的农民彻底失望了：他们的指望在哪里？今后生计靠什么来保障……
面对这种“既没了房子又没了土地”的状况，你说该不该维权？怎样维权？早在今年三月份，一些失地农民就到市政府上访，要求政府兑现诺言解决问题。然而，长期以来，无人倾听他们的诉说，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而且，互相推诿扯皮，矛盾越积越深，于是便导致了被定性为“上访群众被不法分子，别有用心者唆使、利用”的所谓陇南市“11·17”群体事件。
同以往群体事件一样，这次也少不了房子被烧，汽车被砸，人员被打等。其经济损失自然是沉重的，而最沉重的恐怕要算出30人被拘捕入狱了。这样的结果大概是上访群众谁也不会想到的。
同以往群体事件一样，总有少数“歹徒”、“坏人”、“不法分子”、“别有用心者”混入其中，煽风点火，散布流言，以至出现了打、砸，抢、烧的不法行为。陇南“11·17”事件如此，发生在2008年6月28日的“翁安事件”，以及发生在2008年7月19日的“孟连事件”无不如此。
同以往群体事件更一样的是，政府滥用公权，动用警力，从而使矛盾激化，事态扩大，直至不可收拾。据事后的调查揭示，陇南“11?7”事件发生前就有几个人被以“诽谤罪”（实际是因市政府搬迁之事批评市委领导）而拘捕。事情也许太巧了，就在这几个人被捕刚刚几小时之后，即爆发了“11?7”事件。
中国的事情历来离奇古怪，让人难以捉磨。按说，政府处于强势地位，拥有强大的政治资源，掌控一切宣传工具，更不用说手中还有随时可以任意挥舞的警棍，却常常让“少数坏人”搞得狼狈不堪。被伟人誉为“真正英雄”的广大人民群众，这时往往变成了无知群氓，稍加煽动便会群体失迷。人们不禁要问：政府不是无时无刻都在利用各种媒体替自己作宣传吗？为什么竟至虚弱到如此地步，连“少数坏人”的一些流言碎语都抵挡不了，这哪里还有一丝一毫的公信力可言？哪里还能算得上人民的政府？翁安事件发生时，失控群众在街头点燃汽车，公安人员无法阻挡，而一位小商店老板却居然劝阻住了。面对此情，一位官员深有感触地说：“为什么打砸人员不听我们的话，却听他们的话？为什么干群关系会紧张成这个样子呢？”
由此而反映出的问题，难道不值得有关人士去深思并加以深究吗？
更让人费解的是政府对此类事件的处理，无论其怎样巧妙措辞，怎样变换手段，而最后的结果总要抓几个所谓的“坏人”了事。诚然，触犯刑法理应受到处治，但这件事情的制造者，也就是产生矛盾的真正源头又该怎样去处治呢？难道仅仅就像一些地方官员，出面作些不痛不痒的所谓道歉；或者如有人说的那样，“在此引咎辞职，再到异地重新做官”就行了吗？矛盾的根源分明不在群众而在他们，而受到的处理却轻描淡写虚晃一枪，这能服得了人吗？试想，假如他们能够兑现自己的诺言，假如他们能够透明一下自己的决策，假如他们能与群众平等对话，假如他们不随意动用警力，那么，还会出现陇南这次所谓的群体事件吗？
当前，世界正在经受金融危机的威胁，中国也进入了多事之秋，群体事件接二连三，各种矛盾层出不穷。然而，外来的金融危机其实并无多少可怕之处，而真正可怕的则是政府的公信力出现了危机。
“已信之民易治。”如果一个政府失去了人民的信任，社会就很难安宁了。不仅会出现更多的群体事件，恐怕还会出现更大的什么什么事件。那将真的墙倒楫摧，万劫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