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作家进行文学艺术创作，特别是对现实主义小说创作艺术的核心问题。其中，鲁迅小说的深刻之处就取决于他塑造了具有丰富、复杂性格特征的典型人物，阿Q就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集中代表。
典型问题一直是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关注的中心问题，而典型又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典型体现在人物的外貌特征上，有的典型却体现在人物的语言上。这样的典型，由于其阶级特征的鲜明性，从而导致了它比较单纯，不构成人们争论的对象。阿Q这个典型则相对比较独特，其丰富、复杂的性格特征和阶级特征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阿Q是一个饥寒落后的劳动者，并且是在别人家做短工谋生，当革命到来之时，他便本能地向往革命，这是他的阶级本质和历史动向的反映，而他性格中的种种弱点却是集国民劣根性之大成。一生以笔为刀的鲁迅曾说过，他写阿Q是为了要“暴露国民的弱点”，要画出四千年来“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未经革新的”，“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来”，“要国民改掉自己的劣根性。”可见，鲁迅一生都在思考国民性问题，早见于他在弘文学院上学时，就经常和许寿裳讨论该问题，他很早就给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很抽象的大且空的课题，要用文学艺术来给予表现，可想见，难度是有多么之大，但是，鲁迅并没有单纯的从国民性的抽象出发，而是加上形象的图释。鲁迅在《阿Q正传》的第一章里说：“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仿佛心理有鬼似的。”可见，阿Q的具体形象，在鲁迅的心理如同十月怀胎，呼之欲出。
鲁迅善于观察问题，发现问题，更善于思考问题，在日本，他看到了日俄战争中，中国人不是被示众，就是当看客，使他联想到“愚昧弱小的国民”，于是他便放弃了拯救国民“病态的体格”的念头。有了强健的体格又能怎样呢？仍然是当看客或被人抓去示众。于是，鲁迅提出国民劣根性主要体现在愚昧和精神麻木上，要让国民从愚昧麻木的精神病态中醒过来，便成了鲁迅弃医从文的首要条件。在辛亥革命中，鲁迅积极奋勇地投入革命中去，可是，他很快就失望了。他所见到的各色人物，在这场革命中是如何扮演着小丑的角色。封建旧势力是如此顽固、狡诈与凶狠，革命党则是如此幼稚与脆弱，并且，老百姓竟然还在“铁屋子里”畅睡，偶有一时的“梦游”，也只不过是如同阿Ｑ那样喊几声，抢点东西，满足暂时权力的需求、做做财产和女人梦。在这场戏剧性的革命演出中，鲁迅看到的则是几千年国民劣根性的总表演，他便集中到了酝酿已久的阿Ｑ身上，展现给读者，以唤醒民众。
鲁迅是采用怎样的手腕来救治国民的劣根性的呢？在阶级斗争如此尖锐的那个年代，鲁迅一向坚持典型来源与生活的现实主义原则，而反对那种典型可以“凭空创造”的观点。在《阿Ｑ正传》中，我们不难看到阿Ｑ的精神胜利法贯穿了小说的始终。可以这样说，阿Ｑ精神胜利法便是“反省国民性弱点”的一面镜子。当别人打阿Ｑ时，阿Ｑ便觉得自己终于被儿子打了而得胜地离去；当别人说是打畜生时，阿Ｑ便狡辩说是打虫豸，并且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鲁迅在《阿Ｑ正传》的第二章第三自然段写到：“阿Ｑ又很自尊……譬如用三尺长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叫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他想，这也是错的，可笑！……”。可见，阿Ｑ是怎样的盲目自尊，总是觉得自己胜人一等，或许总是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当然，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是比比皆是的，实际上，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却难以立足。
阿Ｑ不但永远是得意的，而且还具有惊人的健忘证。即使刚刚被打完，他不仅马上忘记了自己被打，还立刻飘飘然起来。这或许是中国精神文明贯彻于整个社会的一个有力见证。阿Ｑ有如此的麻木健忘，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来讲，是封建统治阶级对他长期压迫的结果。赵太爷不准他姓赵，他说他姓赵，便遭受赵太爷的一个嘴巴之痛；也不准他有爱，他向吴妈求爱，不仅遭秀才的竹杠劈打，而且所有的工钱全部被赵家扣了，包括唯一破烂的布衫。为了适应当时的环境，阿Ｑ一句“妈妈的……”不仅打发了此事，而且心平气和地觉得欣欣然起来了。假如现代社会的人有如此遭遇，那么，他们即便不动枪，也恐怕会动刀反抗了。是不是在现代社会的人身上就没有阿Ｑ精神了呢？从实质来看，在今天这样发达的社会中，仍然到处都还能看到阿Ｑ的影子。而且是根深蒂固地扎根于人们的心里，阿Ｑ的精神胜利法、盲目自尊、自命清高、欺软怕硬、自欺欺人、愚昧麻木，正是许多中国人的性格体现。只是阿Ｑ的这种精神，是封建统治阶级对他长期压迫的结果，是与他可怜的处境、卑微的地位和适应环境的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现代社会的阿Ｑ精神，早已失去了那个时代的背景，但依然与自己的处境、地位和适应环境的需求紧密相连，这正是阿Ｑ精神牢固的植根与中国人心中，甚至茁壮成长的原因，也是鲁迅笔下典型人物形象的典型性所在。
鲁迅对典型的个性化，不但注重对人物外部特征的描写，即注重“形似”，而且更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即注重“神似”。
从《阿Ｑ正传》中，我们不难看出，鲁迅在塑造阿Ｑ这个典型形象时，他不仅从外貌特征去刻画阿Ｑ，更重要的是他从阿Ｑ内心的灵魂深处去挖掘。从而从不同层面对阿Ｑ心理进行刻画，可以这样说，在鲁迅的笔下，我们在阿Ｑ身上可以看到《金刚金》里所说的：“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就是鲁迅先生在写好人物外部特征的同时，更注意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奥妙，甚至是把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高度浓缩的精华。
人物心里的刻画是小说、戏剧等文学创作的核心问题，在阿Ｑ身上，我们之所以能看到诸多心理特点，是鲁迅先生在创作时采用了熔心理共性于心理个性之中的手法，从而使阿Ｑ在现实生活中具有了异常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也只有采取这样的手法，才能有效地唤醒麻木的民众。所以，当《阿Ｑ正传》问世后，就有许多人觉得鲁迅先生写的是自己，骂的也便是自己。
共性与个性是文学作品中典型性格所具备的特征。共性概括得越深远，则所塑造的形象就越具有代表性，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就越具有普遍性；个性是某个人物不同于其他任何人物的独特的性格特征，个性化越突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