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单位发“劳保”――一种很耐磨的“劳动”布料，有点像现在牛仔服的质地。单位把每个人统一的布料指标拨到一家国营布店，自己去量身扯布做订工作服。我一直没去，布店等着要结算，只好按“指标”补了我3.7元布料钱。我也没去做工作服，再加一块多钱，买了本定价5.4元的《现代汉语词典》。这是我的第一本藏书。
我读过一篇介绍“藏书票”的文章，不知具体的样式，就按图书馆图书章的内容刻了枚菱形的“洁白藏书”章，当作“藏书票”盖在《现代汉语词典》扉页。“洁白”是我那时取的酸叽叽的第一个笔名。作为我的第一本藏书，《现代汉语词典》编为第一号，后来使用非常频繁，前面的“部首目录”页被翻卷了边，破了，我用透明不干胶把它补好了。在用惯“百度一下”后，《现代汉语词典》被静静地插在书架里没再翻过，似乎蒙上了一层灰。
30年来我读书买书不断，每过一段时间，都要从书架里挑出那些没有必要再去读第二遍的书，那个两开门的书架始终没有装满过。
前段时间搬家，整理书架时翻阅一些文友出版的书，因为是文友写的，有种亲切感一直保存着，现在重读，如同喝一杯泡过味儿的茶，还不如白开水纯粹。我把这些书挑出来，这次没卖给收旧书报的，打算傍晚散步时送给广场边一个地书摊，让它们多少发挥点作用。去的路上我猜想，摊主对我的慷慨先会有些疑惑，接着一定连声道谢。可太出乎意料了，摊主翻看了一下书后摇着头还给我：不要，这种书没人买。提着白送都没人要的书，我心里在说实话，这些书我也只翻了一下，一遍都没读过。
我书架里还有一本一遍都没读的，搁置了25年的小说集《例外》。当年我读不懂，硬读也始终进不了书的情境中。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定价0.61元，优惠价0.5元，1986年买的，作者是曾被误认为“大汉奸”的潘汉年，原来他和鲁迅同是“左联”的领导人之一，1931年因去白区工作后离开了文化战线，没再从事写作，1977年含冤病逝，1982年平反昭雪。25年后重读《例外》，书还是那本，文字也是早就认得的，书里的故事很容易理解了，也特别觉得有味儿。
很多人认为，阅历让我们读懂了一些原本没能读懂的书本，也是。我却因为现在的静读，才读懂《例外》里的故事。年轻时我也习惯“静”读，伴着一杯咖啡，捧一本书，静坐在初夏午后的窗前，或独享冬夜桔黄灯光下的闲情，但这种“静”里藏着年轻的热情，更多的还有浮躁，算不上真正的“静”。
保存在书架里的两本《青年佳作》我不知读过多少遍，是当年的名刊《青年文学》选编的年度青年小说佳作。在我们这些文学追梦人被称为“文学青年”的时代，在《青年佳作》里我看见陈建功把花头巾飘逝了，王安亿却坐着列车到了终点，而梁晓声又去了那片神奇的土地，当然还有那时还叫香雪的铁凝一块儿去的……一遍遍地读他们，就是在读我自已，与我的青春对话。
读书买书经常要去逛书店，面对一排一排的书架，我常感叹想读的书太多了，听说每年新出版的书籍图书达15多万种，其中文学类约2万种，能读几本？还有浩如烟海的网络世界，可以阅读的东西更多。
余秋雨说了读书的法则：读一流的书。有道理，听他的，我自己加一个字：“静”读一流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