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长坤先生喜爱古诗，也喜欢把古诗注解后让人读得懂，使得古诗有更多的读者。我的书柜里，有两本他给编注的古诗读本。一本叫《仙桃（沔阳）历代诗选》、一本叫《王才高遗诗精选》。两本书都是关于我们家乡仙桃的。我虽说不爱读古诗，更不爱写古诗，但读曾长坤先生的这两本书，还是有一些兴趣的。因为，书上总有一些序言、注释、题记还是能给我许多历史知识和家乡的风土人情知识的。
先生是我高中毕业时的语文老师。我们高中毕业阶段，有3个语文老师。他们各司其责，有的教古典文，有的教现代文，有的教写作。曾先生教我们的古典文。他教古典文，并不总在教室里的课堂上枯燥地讲解。他常把我们拉到操场上，就着月光，十几个人，围成一个圆圈，听他讲成语典故、古代战例、古今词异、通假等。他讲的那些东西，我现在大多记不起来了。我现在从事文字工作，当然是记得一些诸如“邯郸学步”、“削足适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一类典故含义的。至于哪些是曾长坤先生所教，我是记不得许多了。我对那段时间他的这种教学方法，比从他那里具体地学到什么东西更有记忆，也更感兴趣。
曾长坤先生后来到一所中学当了校长，我们的接触多了起来。他当校长，从不与我谈怎么样当一名好校长，总是与我谈论写作、古诗词。他不管我对古诗词是否感兴趣，却总以为我是一个与他有共同语言的人。他曾告诉我说，他与《湖北日报》副刊主编论过古诗词，很多观点受到称赞；还告诉我“编辑记者要具备点古文素养。”他与原来喜欢诗词的县长有共同语言，常在一起唱和。他于是饶有兴趣地深入研究了古诗词的对仗、平仄、韵律，差不多是胸有万千沟壑了呢。我没当副刊编辑的时候，他就常在我面前絮叨，你们发的那些冠有词牌名的词，大都是不合规范的，很倒人的胃口。我当上副刊编辑以后，他就给我出了个主意，人家写出来当然不容易，还是给人家发表。但是，要做相应的处理。最简单的处理办法，就是把词牌名去掉，使这些词变成一种自由诗文。是诗是词，让读者自己去评说。至少可以让那些对古诗词有一定研究的人不揪小辫子。
我们一起组建文学研究会以后，决定出一套《仙桃文学丛书》。各人当然是想把自己创作的那些酸不溜秋的东西拿出来汇集成书，曾长坤先生最初想把自己写的那些古诗词变成一本书。过后他说：“杜甫晚年有‘老来渐于诗律细’的体会，我还没有到达这个体会的时候，我的诗质量还不高，现在出诗集，恐贻笑大方。”他认为周边一些地方都有本地的诗词选本，而仙桃在这方面还是一个空白，于是，竟想出一个出一本仙桃历代诗词选的点子。这点子确实蛮好，我们都很支持他。我把自己家里收藏的相关书籍都给了他，他又请了几位相交多年的文友到图书馆、档案馆查资料，搜得了许多大多数人不知道的东西。比方说，他认为李白到过仙桃，写了两首有关仙桃的诗。一首是《江上吟》，一首是《游沙湖》。李白《游沙湖》诗为：“钱塘月，洞庭烟，沙湖水色竟如天。……”书上对李白来沙湖写此诗言之凿凿：“此诗系李白游历沔阳太白湖时，顺便西游沙湖而感赋。”并说：“《水经注》上说，沌口通沔阳之太白湖。《汉阳志》说，李太白曾游于此，因名。”李白游太白湖，到沙湖地界时，即兴写下此诗。这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这诗又好在哪里呢？教我一时还说不清楚。但愿它是李白众多不朽华章中的一首。而这一首，一定是仙桃稀缺的文化资源中最有价值的诗歌之一！至于《王才高遗诗精选》，则是曾长坤先生对抢救仙桃文化遗产的又一重要贡献。王才高本是民国时期仙桃杨林尾的乡村塾师，有沔南才子之称。1944年，年仅34岁时就已经去世。但他曾与民主人士张难先先生有交往，书中还有张难先先生为人鲜知的诗篇。去年，做医生的王才高之子王振煊交给曾长坤先生一叠发黄的手写稿，称是他的父亲留下的。而这叠手稿，经历过旧中国的战乱，经历过1954年的洪水，经历过文革的浩劫，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他希望曾长坤先生帮助整理归类，注释修改，使之成为一本书，印刷出来。哈，对于这桩差事，曾长坤先生感兴趣，太感兴趣了！面对那堆发黄的纸片，他像是面对一堆宝贝啊，立即投入到整理工作当中。他不仅精心进行了书稿整理，而且找书法家杨吉祥题写书名，找画家郑云凌画插图，找印刷厂予以印刷。一堆发黄的纸片，经他这么一弄，竟变成了一本典雅大方的好书。
我还读了他《海岛随笔》中的诗以及注释，更加深了我们对台湾和港澳地区的了解与热爱。的确是古诗不古，古为今用。刚刚得知，今年北京高考语文试卷“古代诗文阅读”部分增加5分，可见有关专家与曾长坤先生重视古诗文的想法不谋而合。
毛泽东怎么说他的老师徐特立的？我是不是也该向毛泽东学习，称赞一下我的老师曾长坤先生呢。我要学习他的两点：一是对文化事业的奉献，一是对文学研究的执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