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笔

老实说，在我写这篇文章这前，我是看过林希老先生的《忍笑》的。老先生在文中说，什么都可以忍，老先生举例说，忍哭，忍饿，粗一点的忍屎，忍尿，笑却是不可忍的，我生性愚笨，不能通达其中三味，因此有所疑问：难道忍笔就可以忍吗？
所谓忍笔，当然并不能只从字面的词性来着意刨根问究，它是一种较为文雅一点的说法，它的含义就是，本想写且应该写的东西被迫（这“被迫”很重要）忍下来不能写。此“不写”便此引申为“忍”也！
经理或主住一声令下—-各位给我总结一下一年来工作上的得失。得是写得越多越好，而失呢？那就不是那么简单了，用个术语来说，极限为零——不写。为什么？写了傻蛋，草包一个，穿小鞋，戴高帽，首先是“思想教育”——为什么你只看到事情丑恶的一面，“忽略”事情先进的一面，所谓文如其人，可见思想不健康，思想不健康嘛，工作你也就搞不成了。举例？你觉得这样的人还嫌少吗？动不动以“党”作例，(可见眼光之高，见智之明）接着，小会讨论，大会批评，写检讨，扣工资，当然也有按所写“丑恶程度”分为“下乡”(有些人管“撤职”为“下乡”）、留厂察看，开除工作等等，不能一一载明。
我是有过这方面的经历的，几年前，我还是一个带着娃娃脸的大学生，我担任班里的卫生委员。一次，卫生部要求我汇报一下班里平时的卫生情况，并写成书面材料上交，因为班里搞卫生很不认真者大有人在，情况实为严重，于是，我如实写了份报告，为了发扬民主，我的报告当然首先得通过班长的同意，拿与班长一看，噗哧，撕了，我那时当然是愤怒的，于是问道：“为什么？”。班长气不打一处来，怒形于色，清了清嗓门：“各位，XXX写卫生报告，居然把我班的丑底全给揭了，你们说可不可以？该撕不该撕？”“该撕！”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那种声势，以“排山倒海”来形容并不为过，至今思之犹有余惧，于是，在这种淫威之下只好忍了——不写，看他怎样！
常听年老者谈及文革时如何如何要忍笔，否则小不忍则可能导致杀头之祸。小时无论如何是不肯相信的，不就几个字吗？何苦去践踏这人类千百年来的文明呢？如今呢？我信。这当然并非仅仅因为现在从历史书上了解到文革期间事实确实如此，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现在仍承袭着历史的某些足印，这就不能不发人深思了。
前段时间，徐州县委书记强奸妇女案，神人共怒，但是，一律忍，有笔不写，以致于半年过去仍未判决。（见《东方热土》９４年第一期）
还有，教师的被殴（《中国教育报》９４年），马平安之死（听说犯者还未构成非法拘禁！——《民主与法制》），邱之艳被骗（《中国妇女报》）……这些恶性事件，本应不留情面地披露，谁想到，待事件造成很大危害且相当长时间才有人闪烁其词，这不能不说是由于忍笔之故吧！
近日，翻阅《中国人的忍》，很为中国人的忍劲所折服。忍，中国的国粹，忍，中国人的骄傲也。然掩卷长思，却又深感不安——为什么中国人事事都要忍呢？失掉了东三省，占据了山东，又企图吞并我全中国，孰可忍？孰不可忍！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忍笔者，大多为有才之士，既然知道事情的是非曲直，这一味地忍，岂不正说明我们意志的不坚定性和对坏人的妥肋性和迁就性吗？是的，能忍是君子，难道只有达到百事可忍的程度才达得到君子之腹圣人之心吗？事实却恰恰表明：我们存在很大的软柔性，不智也不明。
是故，常听知情人讲：“我们并不是不想写，客观的事实令我们不能不忍下来——不写”。哦，我知道了，他们是在畏惧权力。封建时代不就有文字狱了吗？这，好象是一个很令人心动的回答，其实不然，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开怀的时代，我们允许各种在不损害国家，社会，他人的利益前提下的观点和建议，并极力提倡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根本就没有文字狱这一刑罚。这是有目共睹的，为什么不写，为什么要忍？
忍，可以使事情逐步消失，但这只是对于人民内部而言，对于敌人，忍却是在杀害自己，说得更可怕点，事情总是轮回的，矛盾的极端终将产生新的矛盾，也就很可能使事情激化，产生质的飞跃，这将是更为可怕的。什么都要忍笔，这实在是一个不明智的做法。
看时代在前进，看进步的脚步在逼近，我们没有权利推卸了，我们没有忍笔的必要了，痛痛快快地写，扬长披丑，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权利，也是我们的责任。
如此，我也就老实不客气，不忍了，“忍笔”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不是吗？你说呢？

1995.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