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痼疾

自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治体制改革也得到了相应的推进。从中央到地方，伴随国企改革的浪潮，政府机关部门经过几番“三定”，臃肿的机构虽然得到一定的削减，但是改革的成果收效甚微，可以说政治体制改革步履艰难。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经济日趋全球化，信息实现网络化。开放的市场逐渐溶入进了人的日常生活，这种多彩的生活大环境，逐渐改变着一些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一些带有浊流的社会性问题，诸如腐败现象，已越来越成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缰绊。
首先，用人制度的腐败与政治体制上的缺陷有着密切的联系。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说权力是人民给的，这只不过是规定归规定，说说而已。在现实生活中，某一些人自己心里非常清楚和明白，他的官位、他的权力是某几个人给的，甚至是某一个人给的。人民能决定他当不当那个“长”吗？政府官员是任命制。所谓的选举，也是内部先商量好，再下去走走过场。如果说选举成功，那就叫做实现了组织的意图。这里说的“意图”就是指某几个人的想法，或者是某一个人的指示，根本不是人民群众的意愿。党的一元化领导，不适宜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把手”。下一级别的官员选拔和使用，必须也只能由他们研究和拍板。由此而获得权力的“官员”，自然也就无须向人民负责，只须向几个人负责，或者向一个人负责。这么一来，献媚取宠，人身依附，拉帮结派，沾亲带故，在官场上也就不可避免了。这也难怪，文盲半文盲也能当上乡长、局长，甚至仅靠卖屁股的小阿妹也能当上法官。紧紧地依靠某个人，并由这个人点名提拔上去的，并非完全是贤才能人，而大部分是一些所谓说的“滥干队”者，或是一些专搞投机取巧的低能之鼠辈。作为极个别的领导即便很希望此人提拔上去以后不要走自己的老路，改弦易辙，采用民主制度用人，多为人民服一点务，做一点事。然而，这又怎么可能呢？如果这样做，岂不是自己否定了自己的光辉历程。近些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正着力于《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的贯彻和落实，上面虽然非常重视，但是，越到下面，却越是难以落实，只要一个电话，一声“招呼”，《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便成了纸上谈兵。时下社会上甚至有一种流传的说法：“两万元近似等于两角钱”，也许这就是对社会腐败现象的一种描述。
第二、政治体制中监督体系的不完善，滋长了腐败的歪风。在反腐倡廉的工作中，没有人认为监督不重要。问题在于为什么监督不力？是没有加大监督力量？还是没有实施必要的监督措施？都不是。社会有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司法监督，党委有纪委监督，政府有监察部门的监督。然而，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多是徒有虚名。被群众举报的，舆论揭露的，极为有限，极其个别。举报上去，又层层转批下来，说不定还会转交到被举报人的手中，上面也许有人早早地给他打了电话。假如揭露材料要想登载报刊，欲借用舆论监督力量来揭露社会腐败问题，却要层层审查，一旦审查不过关，此监督也就进行不下去了。纪委和监察部门对下面可以依法监督，但是对同级领导人形同虚设，岂敢随便去监督？可悲的是，有的甚至沦为某个领导“整人”的工具。如此监督不力，找不出政治体制中的缺陷。而找出一些枝枝叶叶的原因，又怎么能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呢？
第三、严肃而健全的法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保障。建设法治社会，增强国民的法制意识，走依法治国的道路，是中国文明进步的希望之光。健全法治，不只是增补、扩充法律条文，填补法律盲区，重要的是在于严肃的法制，在于严格执法。法对腐败的遏制，现有的条文，不能说不够用。执法不严却是普遍现象。然而把执法不严的责任归咎于执法单位，执法者们也会感到冤枉。不严的症结在于权力的干涉和抗争。曾有一种设问：是权大还是法大？这个问题似乎勿须多问，但仔细捉摸，其实并非如此。处理下面的矛盾，将上面的法与下面的权相比较，问题倒是明白的。但错位比较异级比较不足为据。同级比较又如何呢？无论是从立法或执法的角度讲，由同级的法遏制同级领导人的腐败，也不一定就会有多大力量。现行的领导体制是公检法归政法委管，政法委归党委管。权力管着执法，执法不听权力的行吗？法律条文也不是不能改变。反正，法是人制定的，权力也是人掌管的。在执法的过程中，哪有一尘不变的道理！
因此，要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必须要加大对腐败的惩治力度。通过健全和严肃法制，从源头上遏制住腐败的发展势头，如此才能够真正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切实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牢记“两个条必”，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搞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相反，要想从根本上遇制住腐败问题，也只有依靠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用制度来管人，用制度来约束权力，最终实现依法治国的方略，才能够真正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终，也才能够实现和谐、稳定、持续发展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