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春的激流里

题记
（将近40年前，毛泽东主席在1968年底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一声令下之后，数百万城镇中学生告别父母、亲人和家乡，奔赴农村和边疆，开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40多年一晃过去了，现在回想来有悲也有喜，最大的收获是在以后的人生再在大的苦我们也能坚持。我戏说下乡的生活片断让今天的青年在不能理解中相信这是真的吧。）

一章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有人说政治就是斗争，还有人说政治能使人类变态。当然这不一定对了。说这一句主要是和我的当官生涯有关。
我正赶上了那个上山下乡的年代。下就下吧孙猴子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就这样我们二十八个人分到了一个知青组，十四个男的十四个女的。为什么这样分？那时正好批判邓小平同志的“拔根风”，要求知识青年扎根农村闹革命一辈子，一对一对的下到农村，过几年成为夫妻，结了婚生了孩子就在农村扎下根了。政治有时也很幼稚。
我们就这样来到了远离城市的一个山区的一个公社的一个小村庄。这里大部分村庄不通汽车，都是山路，要走到一个有汽车的站点需要一天的功夫，你想跑都跑不了。我们就这样在这里下定了决心扎根农村了。
我们这个知青组大都是干部子女，因我父亲的“官”大，我就“世袭制”的当上了这个知青组的组长。
开完欢迎我们到来的联欢会后的第二天，我就召集几个男的成立了一个知青组领导班子，班子成员共五个人都是男的，我也学着上级的用人方针，老子干部大的知青都进了我的班子。当然他们都很听我的了。
会议的第一个议题是先解决人生的两大基本问题就是孔老二的“食色性也”问题。一是吃的问题，二是女人问题。吃的问题由所在的大队解决粮食我们自己做，三个人一组做一个星期，做饭问题就这样很简单的解决了。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自己的事了。解决我们自己问题就是分配这十四位女孩子。我在会上向班子成员提出了我的“分配”的想法。班子成员都默默不语。
在这次会上我的施政演说是：人的问题是根本的问题，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政治，政治的工作就有斗争。
在一阵沉默中有一个向我说：“你就一言堂了吧。”
我想了想对我的班子成员说：“上级让我们来扎根农村的，是一男一女给我们派来的，一人一个把她们分了，上级就是这个意图，就看我们怎么去领会上级的主导思想，怎么去落实具体的问题。”
又有一个想了想说：“有的长得漂亮有的长得不漂亮，分得不满意怎么办？”
我说：“不能和他们说是搞对象，就是说这是为了有助于劳动有助于互相照顾，有助于分工协作，很多事需要分工的，如做饭、饲养、一帮一一对红等等。”
我这么一说班子成员不担心了。就这样我们几个人就把十四个女的分给了十四个男的。
我们班子成员每人根据自己对女孩子的欣赏特点选了自己感觉好的女孩子，当然是一人一个。我对他们说只选这一次，定了就不能再改了，大家都很谨慎。
我为什么采取了这样的管理措施，我自己知道，是因为我一来就看上了一个女孩子，她的名字叫李白，和著名诗人李白重名。她很瘦弱，很面片，高高的个子，长得像我印象中的林黛玉。她不是干部子女，父母都是一家大医院的医生，是知识分子家庭。这样一分我就把她占住了。就是以后真的扎根农村了，我就和她结婚好了。
当时选的时候我是组长我主持会议，当然大家都让我先选，那我就不推辞了。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的，你想你让别人先选，一旦别人先选了你再争回来那就很不好了。我明白两点，一是先下手为强，二是夺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夺“妻”，这是中国人最讲究的一点，我从小就听到大人们经常讲“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之类的话。
会后我们又召开了一个全体知青大会，把会议精神开始了落实，按照我们的分工方案进行了公布。我在大会上狠狠地讲了这次“分配”的精神，这一精神的精髓就是：认真贯彻上级精神，采取有效的措施，为了开展好工作和生活，一帮一一对红，扎根农村闹一辈子革命。
我的这一会议精神还真的有权威性，这次“分配”方案就这样落实了。
下一步就是繁重的劳动。我们的劳动由大队的一名技术队长带领和安排，每天到一个很大的果园参加各种劳动。
我和李白的关系很好，她很懂得感情，有我这么个干部子弟保护和有我这么一个知青组长的关怀她很安慰。她的家庭经济状况很好，她每次回家带回些点心偷偷地送给我。我在各方面都很关心她。我们有时偷偷地约会，到村外的小山上聊天、唱歌。有时她还带上她的手风琴。她最会拉得是前苏联的《共青团之歌》，她拉起手风琴来旋律特别激昂和富有感情，尤其是在我的面前。
好日子总是不长的。有人说我们两个谈恋爱，还发生了性关系云云。在群众当中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等等。
我也没很在意，我想我是组长，谁敢和我对抗？我要整顿知青组的组风。
我暗自明白，主要的问题是我的执政方案引起了个别知青的不满，惹了一位女知青。她回家把我的执政措施告诉了她当组织部长的父亲，她父亲很不满意。
有一天公社知青办主任叫我到公社谈话。这一下我的罪名来了：一是我破坏了《婚姻法》中的结婚自由，我的“分配”方案不民主，把男女关系“按劳分配”了；二是我和李白的关系是“阶级界限不清”，李白的父亲是地主出身；三是我的生活作风有严重的问题，说我和李白发生过性关系；四是我喊错了口号，对抓阶级斗争不满。这一点我是真犯上了。
这位知青办主任一脸猥亵之态，说他都搞了调查有证有据了。我第一次出了一阵冷汗。
我喊错了口号的事是这样的，在一次批斗地富反坏右的大会上，让我负责领着喊口号，我正在看台下的李白，把喊口号的事忘记了。一个人在讲一个地富坏右的罪大恶极的事情，正在批判到高潮处需要插喊一句口号，应该喊“打倒地富反坏右！”我喊成了:“这是真事儿！”台下都跟着我喊：“这是个真事儿”了。搞得参加会的人实在憋不住的就笑了起来。
批斗会后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