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父是背着一包窝头和“疙瘩”踏上“海南丢”之路的。我的父辈也都是吃着窝头和咸菜“疙瘩”长大的。虽然现在我还是常吃咸菜“疙瘩”，但是许久再没吃过窝头。小时候，不但是我们家不富足，整个家门口儿都不富裕。经常可以看到一群拿着窝头和“疙瘩”的孩子在路边玩。那时候的孩子虽然很瘦，但是却很健康，不像现在的孩子，基本都离不开父母和药物。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住的都是平房，大多都有院子的那种。院子里除了种些花草，还养着小鸡。我们住在城市里的农村。我小时候，最喜欢跟在二哥和小哥的屁股后面跑到附近的小山上去摘野菜。那些都是鸡食，鸡吃了会长的更壮。每天午后，我们都会习惯地趴在鸡窝前等着掏鸡蛋。那种日子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无疑是天方夜谭了。取消城市养鸡应该80年代以后的事情。城里的确不该养鸡，但是在那样一个时代，市民养鸡却是天经地义的。再后来据说我们每一个大连人按票每人可以领买四个鸡蛋，也因此我们的市长在民间被叫做“x四蛋”。据老人讲这之前还有一位被唤作“陈三两”。这些都并不是简单的讽刺，即使换了别人也是一样。这些称谓都是时代的产物，是最活的历史见证。
2009年结婚以前，我们家还保留着一块老面板。那块面板终因为我的结婚而消失。那块面板是我的爷爷奶奶留下的。记得小时候小哥喜欢玩火，点燃了院子里的偏厦，正好把放在里面的面板也烧毁了一部分。为了救火，妈妈用一床沾了水的被把火压灭。再后来，小哥免不得挨了妈妈一顿揍。我爷爷原来就是瓦匠，也做过木匠活儿。这些自然传教给了我的父亲。我结婚以前，家里还留着我爷爷的工具箱。父亲就用爷爷留下的“推子”和“刨子”把那块面板重新收拾好。我母亲就是用这块面板给我们做窝头。我经常仔细地看着妈妈用一双手把那玉米面一个个攥成窝头。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最后还要用手指在窝头下面扎一个洞。那时候家里还有一口大锅，一锅可以蒸十几个窝头。大锅蒸的窝头最好吃，二哥、小和我经常被妈妈安排去拉“风匣”。
我结婚以前家里还保留着一个坛子。妈妈一直使用这个坛子给我们泡咸菜“疙瘩”。有一次，我看到里面尽然有蛆，就跑去告诉妈妈。没办法，一坛咸菜被丢掉了。小时候有一度我分不清芹菜和“雪里红”。我不喜欢吃芹菜，但是我却的的确确喜欢就着“雪里红”啃窝头。
小哥虽然已经故去了17年，但是我们依然记得他的故事。小哥有时很坏儿，他的嘴也很甜。他坏起来的时候，总是让人捉摸不透。大哥比我们大许多，有时候住在厂子里，有时候回来住。一次大哥回来看到桌子上放着窝头和咸菜疙瘩，二话不说拿起来就吃。趁着大哥不注意，小哥搞起了恶作剧，，他偷偷地用刚切好的鸡食把咸菜疙瘩换掉。大哥吃着吃着觉得不对劲儿，大怒就要打小哥。二哥怕小哥吃亏，就跑来帮忙。那时我正小，便在一旁观看。这些陈年故事虽然已经过去了许久，我似乎可以完全记起。虽然历历在目，但是再也无法回到30年前。正如孔夫子那句话“逝者如斯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