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上海人，1954年3月生于南京，次年随母亲茹志鹃迁至上海，1967年读初中时开始发表作品。1970年赴安徽淮北农村插队，后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工作，1978年回上海，担任《儿童时代》编辑。1978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平原上》，1987年进上海作家协会专业创作，后担任中国作协理事，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其主要著作有《雨，沙沙沙》、《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小鲍庄》、《流逝》、《小城之恋》、《锦锈谷之恋》等小说集及《父系和母系的神话》、《叔叔的故事》、《我爱比尔》、《长恨歌》等长篇小说，《喜宴》、《妹头》、《冬天的聚会》、《富萍》及其他散文集《蒲公英》、《母女漫游美利坚》（与茹志鹃合著）等，儿童文学作品集《黑黑白白》等。作品曾多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其中《本次列车终点》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流逝》和《小鲍庄》分别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长恨歌》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1998年并获得首届当代中国女性创作奖。
王安忆当前是东南作家群的翘楚，其著作本身不说，还赢得了一大堆的头衔。在不同的文学时期，她总能以出色的作品跃居风头浪尖，其创作风格的多样，叙述方式的多变，涉猎题材的多角，价值体系的多元，获得读者和评论家的瞩目和好评。
自1982年《流逝》发表后，王安忆开始将目光投向城市，并着力用女性来体现都市的文化和变迁。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滩，解放后政治运动频繁的上海，成为文本的远景。她努力凸现的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弄堂生活和市民阶级的日常生活意识，而当中的女性色彩更增强了文章的意蕴。
在王安忆的眼中，都市的历史不是舞厅酒吧的浮光掠影的夜生活，不是波涛汹涌的革命热潮，而是琐细平凡、有质有感的日常生活，因为一个小说家笔下的历史就是演绎一场日常生活的图景。这取决于她独特的历史观：“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因此在她的作品中找不到任何宏大的叙事的影子，取而代之的是精致乖巧的老虎天窗，晾台上的随风漂浮的衣服……她在《寻找苏青》中说到：“每一日都是柴米油盐，勤勤恳恳地过着，没有一点非分之想，猛然间一回头，都成了传奇。……传奇中人度的也是平常日月，还须格外地将这日子过得结实，才可有心力体力演绎变故。”她在意的是时代风云的底色和历史变故的根基，看重的是民间市井的细密韧劲。作品中描写的芸芸众生的精打细算，小悲小欢的生活史，其背后隐藏的是一种对市民阶层生命力顽强的感动。同时王安忆挖掘了城市移民文化复杂的构成要素，以及当各种文化因子碰撞，交融之后形成的斑斓，宽容的特色。她采用了理性的叙述方式，既在掌握了大量的材料的基础上借助逻辑的力量，将小说的情节推演，延续，又避免了叙述的拉杂与罗嗦。
上海的日常生活的气韵不仅呼唤着邬桥乡下的王琦瑶，也吸引着几十年后生活在另一历史格局的王安忆。王安忆很喜欢写上海，她把上海设计在舞台上，把生活中的戏谑成分放大，突出，拼凑及搭构起来。几十年间上海这座城市的肌理和纹路在她一笔一划的细腻勾勒中凸现出来，即使它的日常生活带着几分慵懒和奢靡，但又是精致的，透露着一种富足的闲适的美。
《长恨歌》中通过王琦瑶几十年的曲折的生命历程折射出大上海的历史浮沉。王琦瑶的身世遭遇隐含这40年代到80年代上海小市民民间生活场景的某种侧面，又具有象征意义，代表过去时的上海，是由历史与现状构成的上海旧梦的神话。王安忆在前面铺叙上海中的弄堂、流言、闺阁和鸽子，为的就是勾勒出大上海那阴柔委婉的轮廓，带着女人家的气味，这也透露着王安忆的女性写作特点。作者之所以选择王琦瑶是为了讽刺其梦幻的所谓的上海寻梦奏起一曲挽歌，当中含有一种深巷里的阴凉的，潮湿而略有些霉腐的味道，是一种苔藓上的心情。
《长恨歌》的创作固然是成功的，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她的成名作《流逝》。《流逝》描写的是文革时期那段荒唐的历史，阅读时似乎真的感觉到了那压抑腐败的味道。文革时期是一个荒谬的年代，但就是在这个年代，欧阳端丽受到了身心的洗礼。小说通过欧阳端丽一家从奢华富贵沦落为普通市民的过程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上海的变迁。在这个变迁中，欧阳端丽从日常生活里获得了一种生命的意义。尽管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可也由此折射出了文革之于人们生活的影响。小说当中有一个十分传神的细节描写，就是身为少奶奶的从不下厨房的欧阳端丽做饭的那段，“沙锅里飘出肉的香味，十分馋人，可是，肉却缩小了，端丽惶惑的看着它们，不晓得该如何阻止住它们继续缩小下去。”这么一个极其平常的红烧肉烧蛋不过加了点干菜竟然让一个以往富贵尊容的家庭上下为之欢欣，借用端丽的回忆让读者知道以前这种菜直到把肉烧化了也不会有人动一筷子的。在文革时代，这帮资本家的子女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自己的生存困境，不得不去接受生活对他们的改造，特别是欧阳端丽，她是这个家中的支撑，为了维持生计，她抛开了以往的雍容尊贵，去给人做保姆，在肮脏的车间里熬上好几个小时，早早去排队买豆腐，还要忍受别人的欺侮……即使这样，她也终于适应并学会了平民百姓的生活，在烦恼的人生中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然而，文革一结束，全家人马上回归自然，一双鞋子用了三十张外汇专用券居然被看作是小意思，丈夫劝说端丽放弃了那份微不足道却一直在文革中独木支撑家族成员生活的工作时说：“不就是那么几十元吗？”端丽问他：“要是文革再来了怎么办？”丈夫笑她：“要再来就亡党亡国了。”端丽这时候想到的那句话也是这部小说的画龙点睛之笔：“难道这十年的苦就白白吃了，总该给人们留下些什么吧！”最后她还是选择继续工作。这也许是作者是为适应阶级要求安排的情节，但也正是这样才更显得韵味深远，让人感到平实、质朴和反复回味的隽永。
王安忆的笔下不论是对生活琐事的叙述，还是对人物心境的描绘，都富有古典诗词的意境，即使是性爱描写也充满了诗意。古典式的情愫，舒缓的叙事语调，作品在风趣而典雅的叙述语言之中，透露出的是一种王安忆作为知识女性所特有的古典情愫和写作姿态。很多人认为这主要得益于张爱玲的影响，叙述方式上也有张爱玲的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