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泪斑斑的回忆

现如今小于45岁的人，很少有人知道中华大地上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人和事，在许多电视节目和书籍杂志上都有各色各样的描述。这里要叙述的是和山西省陵川县东头村文化大革命紧密相关的秦大文老师的点滴。他在那次腥风血雨中惨遭不测，献出了年仅27岁的宝贵生命。他的死震撼了全村乃至全公社的父老乡亲，让成千上万的家乡父老从狂热中冷静下来，思索许多我们未曾来得及考虑的诸多社会生活中的为什么。岁月悠悠，历史无情。从我们记忆中被岁月淹没的生灵不计其数，历史上有许多人为了能死后流芳百世，曾操办过轰轰烈烈的后事。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多年以后，很少有人还能记得他们。而有些人虽然默默地走了，但因他生前经历过的大事小事，和我们的社会民生紧密相连，仍然让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几千年以后的人们满怀深情地去追思他们，去悼念他们。秦大文老师死时虽然没有举行祭祀，也没有花圈、棺木，连一件上路的新衣服都没有，但他的死让我们中的许多人至今都无法忘怀。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怀着悲愤的心情来追忆他，是因为他是在为捍卫党的阶级路线，为捍卫社会正义的斗争中英勇献身。他的离去是向时代发出的悲壮的呐喊。
诉说大文的故事，不仅要让记得他的人重温旧事，也要让六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知道，就在我们生活的这块沃土上，曾经经历过的历史过失，并去追问其中的为什么。历史的过错原本是一宗难得的财富，在这期间，我们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决不能把用这样沉重的代价换来的财富轻易丢失。让我们从追思中吸取有益的教诲，从历史的过失中得到珍贵的养分。

一在党的旗帜下茁壮成长
1941年底，大文出生在东头村一个富农家庭。到1946年，他出生的这块故土已经是解放区。当时，他还不足五岁，从此他在红旗下一天天长大。当他十四岁的时侯，他从礼义学校毕业，考取了当时许多杰出人士就读的晋城师范。礼义学校毕业那年暑假里的一天，他挑着水桶到南河水井边去挑水，遇到了当时全村德高望重的文化名人老六叔。老六叔在东头村是文化程度最高的长辈。村里无论谁家遇到婚丧嫁娶以及调解家庭纠纷等琐事，都离不开他。他见到从学校返乡的大文，抱着关心的口气和大文调侃，“我们的秀才回来了！这次考试胜出的可能性大么？”大文满有信心地告诉这位长辈：“凭着我平时的学习成绩和这次考试的发挥，我自己感觉良好，估计落榜的可能性很小”。几天以后，大文果然领到了升学通知书。他到晋城师范学校报到的前前后后，老六叔曾不至一次地对人说，大文这后生有自知之明，他十里挑一能够考中，说明这后生很聪明，前途无量。
在晋城师范的三年学校生涯，是大文人生的黄金时期。在班上他勤奋好学，乐观向上。每次期末考试都名列前矛。在班级里，他担任文体委员,热情奔放，广结人缘。他的为人和才华得到了许多同学的称赞和羡慕。星期六的晚上，学校组织的文艺晚会上，常有他在伴奏队里吹笛子、拉二胡的身影。他不止一次地代表班级登台独唱，歌唱伟大的党，歌唱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一年一度的学校秋季运动场上，在篮球、跳远、短跑等许多比赛项目中，都可以看到他青春靓丽的矫健身恣。三年的学校生活，他在学校里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的乳浆，用共产主义思想的刀斧雕琢着纯洁的灵魂。他挥洒着汗水，贡献着智慧，茁壮地成长。在党的教育下，他深深地懂得了一个人只有拼搏奋斗，并把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断地贡献给社会，他才是一个对祖国对人民有用的人。
经过三年的加油充电，他象一叶飞舟，张满理想的风帆，飞向蔚蓝的大海。离开了学校，他被分配到了本县，当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先是在牛皮掌村任教，后来到沙河村、桃山头村任教。他服从党的分配，每到一地都扎根于民众之中，了解民众的喜怒哀乐，给当地群众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赢得了广泛的赞扬。1962年，国家遇到了自然灾害，他和成千上万的青年教师一样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二农村生活崭露头角
大文回到了东头老家，出于对教师生活的眷恋，他在闲暇之时，常到学校去和同行们谈天说地。他和学校里的几个教师有着相同的学历和经历，对一些社会现象有着相同的感悟。在对待诸多求学的儿童有着相同的理解和期盼。他和教师们有许多共同的语言，说得很是开心、投机。有时遇到老师们正在备课或审批作业，由于相互间都很熟悉，大文不免会很直率地指出其中的不当之处或是自己的不同见解。不曾想到，这些善意的指正，却伤害了某些人的自尊心，继而变成了仇恨，暗暗地转化为剥夺自己生命的子弹。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年轻而有知识的大文，正是缺乏这些社会生活的告诫。
有一年的冬天，第二小队的公粮玉米正在礼义粮站晾晒。当天晚上，东头大队办公室的社员大会正在进行中，突然会议主持人点名把富农子弟大文拉到了台前，揭发了他当天盗窃公粮的行径。会议瞬间变成了斗争会。会议主持人气愤难当，把偷玉米和大文家解放前的富农生活联系到了一起。把这一偷盗行为上升为阶级破坏，说成是念念不忘的阶级斗争。大文认为自己虽然是地富子女，但在人格上、社会地位上和大家应该是平等的。他据理力争，诉说真相，但都被一次次拒绝，他有口难辩。最后二队保管员站出来说：“你们要斗争，就斗争我吧，是我给大文称了公粮玉米，让他到饭店给我们看公粮的三个社员每人换两个烧饼当午饭。这种做法是在大队会议上承许过的。况且其他小队也是这样作的。如果说错误的话，是我错了，我一个人承担责任，这事应该和大文无关。”几句话把会议的紧张气氛解除了。
大文因躲过了这一劫，事后妇女主任能富同志还不无遗憾地说：“栓全，你真有能耐，杀气腾腾的一场批判会让你几句话给搅得烟消云散。”
上世纪六十年代，人民公社里的生产小队执行着国家的以粮为纲的政策，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社员们风吹日晒，辛辛苦苦，年年粮食不够吃。生产小队又没有任何副业收入，社员的生活异常拮据。有一技之长的匠人、艺人可以拿公社介绍信，到外地去闯荡，每人每月向小队上交45元钱，给记三十个工分。其余多创收部分属自己所有。二小队没有匠人和艺人，有的只是两只有力的手。大约是1964年，大文和第二小队的几个年轻人到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