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贯彻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那阵，农村基层干部在工作中，不是动员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同心协力地做好工作。而是采用威胁、恐吓、强迫命令，甚至叱骂、毒打的手段对付群众，造成极坏的影响。后来在纠正这种歪风时，称它为“国民党作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少地或者无地的农民分到土地。农村的地主恶霸受到打击，富农也遭到孤立，党和人民政府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当年的基层干部，人民群众把他们看作是党的化身，他们叫干啥，就干啥。可以说，当时党群是一条心的。
从实现合作化开始，有些群众对上头的一些政策和作法，有抵触情绪，但大多数群众是拥护的，敢于表示不同意见的只是极个别人。只要做过细的思想工作，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刚从老百姓变为干部的那些人，并不懂得如何教育群众。他们除了从上级那里接受下来的一些新的词句和交代的任务外，与被他领导的群众并无多大差别。
记得我很少的时候，村里办农业社的干部和积极分子，来我家动员我妈妈入社。那个场面和他们说的话，至今我记忆犹新。那是一个早晨，妈妈将饭桌抬到晒谷场上，两手扶着饭桌，双脚踩稻草脱粒。
现在，我真的无法向年轻的朋友说清楚用人的脚板如何脱粒。反正就是用双脚在小捆的稻穗上踩着，使谷粒从穗上脱下来。那时脱粒技术就是那么落后，男人则是用木棍敲，养有牛群的，则用牛踩脱粒。
那时我已六岁多，但还不喜欢穿裤子，光着屁股坐在饭桌上。办社干部来后，我妈妈要搬凳子让他们坐，他们说站着讲就行了。妈妈一边踩着稻穗脱粒，一边听他们说。他们向妈妈宣传入社的好处，说要学习苏联（即现在的俄国为主体的联盟，已改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老大哥，走集体化的道路，用拖拉机耕田，还要实现共产主义。
说到这里，这位大姐拍一下我的光屁股，说：“那时候他们就看不到牛犁田了。”可我现在已近六十岁了，牛还得犁田。
临离开时，办社干部还不忘威胁说：“全国人都入社，你不入社就搬去台湾。”我们不能去台湾，只好入社。后来我老爸与农业合作社的队长有矛盾，要退社。把入了社的农具搬回家，把耕牛也拉回来，准备单干。
农业合作社的章程写得十分明白：“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但是社干部不准退，说单干的不准住在村里，小孩也不准上学。拖了半年还是回到社里。
一九五八年底，我们县建一个很大的水库，库容量达一亿立方水。坝长几百公尺，坝高一百多公尺，完全靠用人力挑土建成。那时已成立人民公社，队里要自带粮食和工具，组织民工上工地。
由于劳动量大，吃的差，日夜开工，由干部补站在工地上登记挑土的数量，不完成任务不准收工。加上干部作风恶劣，随意打骂民工，不少民工从工地逃跑。
我老爸当年四十七岁，按现代人的身体状况，应该是青壮年，但那时人们的生活条件差，他显得衰老，不过他也被抽调上了一趟水利工地。他到工地后托人捎回一封信，说他在工地各方面好（字是他本人写的），他将努力参加水利建设，请家里不必挂心。过不了几天，他也逃了回来，他们几个人是沿着山路，翻山越岭逃回来的。
村里有一批民兵，专门负责抓逃回来的民工上工地，个别顽固的要派人押送上工地。从家里到水库工地有一百多里，都是走路去的。我老爸毕究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大好，加上在村里有点面子，村里那“五员虎将”（村里有名的打手）没有找他，我家有位邻居，逃跑回来后，白天不敢在家，躲到村外的一株大树上，晚上才敢回家。
一九五八年，因为浮夸风，大吹粮食亩产双千斤，上级领导用算盘一算，可不得了，粮食怎么能吃得完！因此，号召全国人民办公共食堂，每天吃三餐干饭。我们村也办了公共食堂，吃了一个多月的三餐干饭，粮食就没了。
当时有人问党支部书记：“粮食吃完了怎么办？”书记说：“吃完就去县城拉！”当时县城刚通公路，也没多少部汽车，就算是有粮食也拉不来。结果，粮食吃完了，第二年进入全面饥饿。本地俗话说：“饥投军，饿变贼。”村里偷东西的人多了起来。
其实，多数人主要是偷食物。如到地里偷生产队的番薯，尚未成熟的稻谷，刚埋到地里的甘蔗苗等。个别大胆一点的，就偷生产队的仓库，队里养的山羊、黄母牛等。
我家有一位邻居“阿方母”，饿得急了，偷偷到地里摘了一些未成熟的稻穗。放进锅里炒干脱粒，把谷子放到一只椰子壳里，用一段木棒捣去谷壳，放进锅中煮。
未成熟的稻谷去壳后的米是绿色的，煮饭有一股特别的香味。刚好被“民兵五虎将”中“歪眼睛”闻到新米粥的香味，马上进去把“阿方母”抓到大队部，几个人轮流毒打，把嘴巴也打肿了。
后来，“阿方母”又偷了几次东西。村干部以为她屡教不改，要送去公社，再由公社往县公安局送。“歪眼睛”持枪将她往外拉时，“阿方母”以为要枪毙她，马上跪下求情说：“我的小孩还小，千万不要打死我。”那一年因为偷东西，被打的人不少，有一人被打伤送到县看守所，后来死在狱中。
这些“民兵五虎将”，可以随意抄老百姓的家。本来，公共食堂眼看办不下去了，老百姓也知道这样折腾是不能持久的，都把自己存的陈粮、番薯干藏起来，以备饥饿时救命。干部们为了继续办公共食堂，挨家挨户去抄各家的存粮，拿到公共食堂煮干饭或番薯干饭。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死的人多，与干部的恶劣作风是有关的。
不但干部对群众如此，上级领导对下级干部也是如此，动不动就批斗，甚至撤职，开除党籍。那时的干部也比较好，既无工资，也没补贴，也没有多吃多占，一边接受批判，一边坚持工作。
由于干部威胁、恐吓、强迫命令，甚至毒打群众的作风，造成干部之间、干群之间关系紧张。我们这个地区还出现过一起反革命集团事件。几个无知的年轻人，组成一个叫什么的党，企图推翻共产党。当然他们成不了什么气候，一天就被一网打尽了。
共产党毕竟是一个成熟的党，很快就纠正了干部威胁、恐吓、强迫命令，甚至毒打群众的恶劣作风，缓和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现在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前车之鉴，当年的教训，我们可以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