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考上师范的时候，我的家庭一贫如洗。那时，我能够顺利地走入校门就是万幸，至于能否携带一个装放衣物的提包或木匣子之类的东西，父母也无能为力去满足这个可怜的需求。那是在吃野菜喝稀粥的充饥年月，我一个16岁的少年，如一个流浪于街头的乞丐，衣着褴褛地提着一只黑乎乎的蛇皮袋子，去城市求学。
学校并未拒绝我的贫困。我推开将寄居三年的316房门，“咚”的一声将蛇皮袋子扔在壁橱内，便仰倒在床上读书看报。我年少年的同学们，大多都很阔气，他们闲暇时就将自己精致的皮箱摆在床上，面带微笑地一按开关，箱盖便缓缓升起，然后从中取出日记本、信封等物之后，提着箱子在寝室中自得地迈着步子，极力寻找那个时期最令人起敬的“留洋”归来的感觉，心中有无限的满足与自豪。寝室8人中，我一人来自偏远的农村，也只有我一个用蛇皮袋子装放几件旧衣服，直至一次寝室卫生大检查，我才扔去蛇皮袋，买来两个真正属于自己生命的纸箱。现在我仍一直这么认为。
那次学校进行全校寝室卫生大评比，辅导员到我们寝室视导。他看到壁橱中整齐的七个皮箱笑容满面，当他视线落到最底层的一个壁橱时，表情立即凝固了，愤怒从镜片底下流了出来，厉声说：“这是谁的？”同学们的目光一齐投向我。他说：“这简直有伤大雅，赶紧换。影响年级得分，你恐怕负不了这个责！”说着便咚地关上了房门。那时我并非生性捣乱不去购买皮箱，我的实力，的确无法启齿。最后我只好从商店中买回两个廉价的纸箱，将杂物整理好，看看并没有辅导员那种恶心的感觉。也许学校并未规定每人都买皮箱吧，也许辅导员让我换的意思也并非是皮箱吧？那次检查，平安无事。可我对辅导员的怒发冲冠一直难以理解。
日子不咸不淡地流走。我重新审视我的两只纸箱的意义。几年求学之中，并没给我损失什么，并且在那清贫的岁月里，让我生活得坦然。我的朋友们经常把一些化妆品、情书之类的东西紧锁于皮箱之中，寝室中也时常发生皮箱被盗的事。我简单的纸箱内殷殷实实地装满了鲁迅、泰戈尔……，小偷也好，朋友也好，他们读不懂我的纸箱，也不去读那满箱的稿纸，我的纸箱如同我年轻的生命一样安然。
三年后我师范毕业，回到乡下教书。有朋友对我说，有了自己的一间小屋，有了工资，制两个书柜，书有归宿，也是一种摆设。但我永远无法忘记提蛇皮袋求学的年月，这世界上摆设的东西太多，就像戴了一层雪花霜一样的面具，让人赏心悦目，但真正的生活是不需要包装与摆设的。
后来因工作需要，我调入城里机关工作。告别乡下，寄居小城，我只打了一个简单的背包，提两个纸箱则，是那样干脆、利落。一个假日，我到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家中做客。他对我说他像我这年轻的时候，从没考虑过金钱、地位与享乐，自己仅有的就是一个纸箱，走到哪儿带到哪儿。我的周围不少人都在赞叹这位老者灿烂的晚年。但我想，那些曾伴随他走南闯北的纸箱和带书走过的年月，大概是鲜为人知的吧！
我的心里有一丝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