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从一本书中翻出一片红叶，这是2004年我从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在一个凉风习习的秋日独自一个人爬到八万山上，在一蓬如火如荼的红叶中摘下来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它依旧红色不退，鲜艳如初，只是那一道道刀刻般的叶脉更加苍劲深邃。
从湖北襄樊向西南，焦枝铁路犹如一把利剑，顺着蜿蜒曲折的山脚划向远方，在宜城境内从荆山余脉和汉江冲积平原之间穿过，山脚把自己粗壮的骨骼深深地楔进了平原的沃土之中，山地与平原就这样胶着契合在一起，相互厮守了千秋万代。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献身三线建设的人们告别了自己的父母亲人，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家乡，满怀着豪情壮志，满怀着崇高理想，汇聚成一股浩浩荡荡的洪流来到这里，就像这绵延嵯峨的山脉一样，深深地扎根在鄂西北的土地里。军工战线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献了青春献命根，献了命根献子孙”。这一点都不假，现在这大山里就葬着许多当年为三线建设奉献了青春的军工战士。几阵秋风过时，霜染满山红叶，红叶深处静静地躺着一个又一个的逝者。他们来了，就再也没有离开，他们将永远和这块土地厮守，因为这儿有他们眷念的故事，有他们放心不下的子孙后代！
壮志是令人永远振奋的情愫，理想闪烁的是长久的光辉，然而它的后面却是让人难以释怀的苦难、艰辛、危险、寂寞和无奈的遗憾。
当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来临时，必然伴随着一些否定，否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同样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须。当我们今天用市场经济的眼光来审视当年的这些人，这些事，个中滋味实难言表。我在这里工作生活了40余年，自己的一生和这里紧紧连在一起，就像灵魂融进了那苍劲的山脉，融入了潺潺的山泉，融化在绵绵思绪的长河之中。一个人的一生常常会忘掉许多事情，但有些事却会永远铭记在心，无论走到哪儿也难以抹去，就是在梦中也常常会惊醒在过去的时空里。
1971年底，我们一批知青被招进一个国家重点建设的三线军工企业，这个企业隶属于第五机械工业部也就是后来的兵器工业部，代号07单位。厂级领导班子里除了军代表还有4个13级以上高干，比当时襄阳地委的干部配属规格都高。那个时候工厂选址的基本要求是依山靠水扎大营，便于隐蔽便于备战，听当年参加选址的老同志说，当时进到这个里面是没有道路的。他们一行人背着水、干粮和测量工具，从宜城出发西行，在大约15公里的地方顺着一条西南方向狭长的山谷，翻山越岭，攀岩钻沟，来到八万山脚下。这里虽说不上山高林密，却也是沟壑纵横，杂草灌木蒙茸，听附近老乡们说解放前这里有一座土匪山寨。我曾经在八万山的山顶看到过不少石头房屋的残亘断壁，草丛中掩埋着一块断成两截的石碑，从模糊不清的碑文上依稀辨出是清末团练的一些记事。
几年以后一座大型化工企业在这里拔地而起，山坡上鳞次栉比地竖起了一幢幢房屋，一座座厂房、库房天女散花般的撒遍了这里的沟沟岔岔，学校、商店、邮局、储蓄所、菜场应运而生，一条不太宽的蜿蜒曲折的公路打开了这里通向外面的世界。
我们进厂时工厂还在基建过程中，厂里把400多新工人组成了一个新兵营，把山脚下两座空闲的产品库房安排给了我们，库房潮湿的水泥地上铺一些稻草就是我们的床了。那三个月里我们每天从事基建土石方挖掘，定量42斤，一天只能吃1.4斤粮食，与肚皮的需要差远了。我们那一群大小伙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肚子里油水又少，饭量那个大啊，很多人每餐都要吃一斤粮食才能填饱肚子。我后来被分配到火车上从事司炉工，定量全厂最高48斤，还是满足不了需求，76年交了女朋友，是我们运输处的一个汽车修理工，她定量不少但吃的少，我就沾她的光，终于吃上了饱饭。这辈子我要感谢妻子的第一件事就是她把我从饥饿中解救出来了，让我提前解决了吃饱的问题。
其实那个年代中国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物资匮乏，全国的老百姓都在贫穷中煎熬。
食堂里每餐的菜肴都是炖白菜煮萝卜，几乎难见油星，我们总是开玩笑的说：中午吃什么，五分钱一个白菜，三分钱一个萝卜。那时候猪肉的供应是定量的，一个人一个月就是一斤，食堂里每个月卖两次荤菜，要是赶上下班时领导安排加班，等回去荤菜早就卖完了，这一个月就见不着荤腥了。工厂远离交通干线，没有城镇依托，四周除了几个小村落外，就是绵延的大山，厂区里除了食堂是没有饭馆的。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实在太馋了，下班以后摸黑走了八里多山路，到山外火车站旁唯一一个小饭馆买了几个蒸肉——其实一个碗里就两块很小的几乎全是肥膘的蒸肉，我们也感到是满足的。
结婚成家单独立户以后，虽然不吃大食堂，自己开伙了，但是计划依旧少的可怜啊。厂里有一个县里派驻的小肉食点，一个站长两个合同工。当时卖肉的人牛啊，站长的地位相当于我们当时的厂长——一个三八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那两个农民合同工就相当于厂里的中层处级领导，当时还真有女青工愿意虚与委身，嫁给这些没城镇户口的合同屠户，因为他们手上有猪头猪下水这些可以不要票的资源。就算你有肉票，卖肉的看你不顺眼，一刀下去一块血脖子肉或是猪肚皮下最差的肉就给你了，不满意？明天再来；他们控制着资源，每天就杀两三头猪，远远满足不了厂区职工家庭需要，大家起的很早去站队，排好几个小时，有时候人多，大家挤着挤着就乱了，“起早床赶晚集”买不着肉也是时常遇到的晦气事，那个惨象啊，真是令人不堪回首。所以很多人设法与他们交朋友，推杯弄盏，称兄道弟，求的就是解决吃肉的问题。那时候报纸上登过一首小诗：
当你提着一块
无论是白毛的
还是黑毛的
或是杂毛的
从街上走过
人们都会投去羡慕的目光
......
不过，改革开放以后，市场放开了，食品丰富了，许多做生意的人涌进了这个封闭的山沟，许多菜场、食品点、粮店、卖肉点一下子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很快就被人遗忘了。但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生活片段却永远刻在了三线军工人的脑海里。
也有一些人选择了离开，但是离开也并非易事，当时人事制度是严格限制流动的，人只要进到一个单位就终身与这个单位生死相守了。你要提出离开就可能被斥责为不安心三线建设，不能正确对待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