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喇叭里

山村的后半夜是死寂的，连鬼也害怕出门。
只有东山头那只广播喇叭响起来的时候，山村才会活转来。那悠扬、轻柔的《东方红》乐曲，细浪一般向村子里慢慢铺过来，铺过来，铺进了村妇的心里，铺进了鸡们狗们的梦里。于是，灯火一盏一盏亮了起来，炊烟也陆继袅袅升起来……喇叭就这样唤醒了山村的又一天。穿长衫的老人说：响器一响，人就还阳了。
我们小时候，乡下几乎村村有广播。如果没有，那定是个小村，穷村，那村里出来的人多半有些木讷，拘谨。一看便知这人是听不到广播的。广播使我们闭塞的山村有了声响，使我们知道了外面的世界。
刚有广播的时候，外面的世界还真吓人。耳背的玉仙婆婆就被吓过一回。那天她陡着耳朵听广播。广播里一个男中音说，浙江人民广播电台。她猛一哆嗦说，说老头子呀，浙江人民那么凶，要刮刮两腿的。那时的播音质量很差，声音也浑浊，乡下老人亦不懂普通话，把浙江人民广播电台，误听成“浙江人民刮刮两腿。”省里的电台一说完，轮到县里了。一个女高音说，富阳人民广播站。玉仙婆婆叫起来：哎呀！富阳人民还要凶，“富阳人民刮巴掌。”她老头子放下手中磨着的钩刀说：莫怕！一个在省里，一个县里，没那么长的腿，也没那么长的手。玉仙婆婆慌慌地看一眼山头上的喇叭，又继续听下去。天气预报来了。今天阴，有时有间段雨。她又惊咋起来：老头子呀，不好了！现在有尖头雨了，笠帽也挡不住，头笃（刺）开怎么办？老头子也茫然，看看天再看看喇叭：尖头雨，那怎么出门做生活？
玉仙婆婆与广播的一场误会，后来成了村人的经典笑话。笑归笑，村里人多半也在肚里发闷：这间段雨究竟是什么样的雨？“村小”的老师一解释，村人才拍着后脑勺：妈的！不就是雨落落停停嘛。城里人弯弯肠子就是多！
从此，村人的嘴上有了新名词，比如间段雨、雷阵雨；比如三级干部会议、挑北渠；比如华沙条约、北约、尼克松访华等等。横街头的嬉乐场上，东家长，西家短地扯一阵后，有人便会扯上尼克松。尼克松的耳朵刚发热，有人却扯到了勃日列历夫。老勃还未找喷嚏，又有人扯回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上。大人物们还没忙碌完，队长来派活了。广播里说啦，这阵子最容易犯稻瘟，阿狗阿猫明天一早去东畈射药水；阿兴阿旺明天去北畈下灰肥。队长一走开，阿狗便说：喇叭里那个舌头带枣子的女人（在我们南方乡下，人们觉得说普通话的人，嘴里像卷着颗枣），夜夜搔队长的耳朵。众人嘻嘻哈哈笑。有人叹息道：哎！日日听她说来道去，也不知道她好不好看？阿兴说：肯定好看！城里都是仙女。阿旺吱溜一下嘴角的口水说：有阿兰那么好看嘛？众人都说：那肯定！于是，男人们放开了想象的翅膀，拿着村里最水灵的阿兰作蓝本，在心中细细地描，尽情地绘。直到家里的女人站在门口唤吃饭噜，他爹。他们才意犹未尽回了家。
广播就这样一点一滴地溶进了乡下男人的血液中。乡下女人对广播的新鲜感一过去，广播便成了她们生活中的一种摆设。它响着时，她们觉不出，一旦不响（那时常停电），她们准会误了烧火做饭，误了送吃送喝。男人开骂，她们便迁怒于这该死的喇叭：喇叭里那个懒婆娘偷汉去啦！女人们最关心广播里的天气预报，她们要晒衣晒被。广播里说晴，晒出去的衣、物全遭雨袭；说有雨，不敢晒。一出门，太阳当头照了。那个恨呀！她们指着喇叭骂：真是个“鬼话阿太”！
“鬼话阿太”有次差点让玉仙婆婆吃批斗。一九七七年，乡下人的男人刚能喝上口老酒，女人刚有钱扯上块花布。广播里又批起了“右”倾反案风。玉仙婆婆见人就为邓大人叫屈：好大一个官呀，为了五斤蕃薯粉，被人赶下了台。那么大个国家还缺他的五斤蕃薯粉？毛主席也太小气了！（玉仙婆婆把“右”倾反案风误听成五斤蕃薯粉）
因为离开乡村好久了，不知道广播是从何时消失的，也不知道村人们是如何适应了没有广播的日子的。然而，我相信，有广播的这段历史，定会沉淀在乡下人的血液中。或许，偶尔还能在梦里再听一回。